1979年1月28日，北京飞往华盛顿的专机上，邓小平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春节。飞机离开地面不久，机舱里没有锣鼓，也没有熟悉的年夜饭，乘务员却端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。他看了一眼，笑着说：“飞机上还能吃饺子呀？” 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航空配餐条件，饺子也是提前包好后放在冰盒里保存。乘务人员想了个办法，把饺子放进大烧水杯中加热，再配上冷切肠和酸黄瓜。办法朴素，却让这顿饭有了中国年的味道。邓小平又打趣道：“我们今天就在天上过年了。” 这次春节，对邓小平而言并不只是一次特殊的节日经历。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，邓小平随即应邀访美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。专机上的一盘饺子，连着的是国家外交打开新局面的重大时刻。 飞机降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，美方安排他到布热津斯基家中参加晚宴。中国大年初一，他在空中吃了饺子，落地后又品尝烤牛肉，一天之内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节日安排。这种细节看似轻松，背后却是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见证。 邓小平过春节，常常和一项重要工作连在一起。1983年春节前后，他到江苏、浙江调研，关心的是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问题。在苏州，他没有停留在接待安排上，而是反复追问农村采取什么办法、走什么路子。当听到乡镇经济发展的情况后，他明确指出，市场机制对于发展很重要。 到了杭州，他又把问题落到百姓生活上：人均收入提高之后，住房、教育、文化和消费会发生什么变化？这不是泛泛而谈，而是在为“小康”目标寻找现实依据。除夕夜，他要求不要铺张宴请，只吃一顿简单的年夜饭。正月初一，他参加杭州春节团拜活动，同演员和群众见面，行程依然紧凑。 1984年春节，邓小平把目光投向广东。深圳、珠海正在试验经济特区，争议不少，外界也在观察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他到深圳后，先听汇报，随后登上高楼俯瞰城区，又到渔村查看居民住房和收入。有人说当地家家都是万元户，他没有只听介绍，而是专门走进渔民家中核实。 看见电视机等家用物品，再问清收入情况，他才露出满意神色。大年三十，他在广州同王震、杨尚昆等人过年，并为深圳题词，明确肯定经济特区政策。几天后，他又到厦门考察。春节没有成为工作间隙，反而成了观察地方变化、判断政策成效的窗口。 1986年春节，邓小平在成都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唯一一次家乡附近春节。离开广安多年，他对四川有很深的牵挂，却没有把这次行程安排成私人探亲，而是继续听取农村改革和地方建设汇报。他谈到安徽农村政策时说，农民总得有点回旋余地，不能养几只鸭子也被扣上帽子。 除夕夜，接待人员按他的要求准备家常川菜，费用和规格都尽量从简。大年初二，他参观杜甫草堂、武侯祠；正月初五，会见广安代表和舅父舅母，询问家乡年轻人的年龄、文化程度以及群众生活。他叮嘱，要把广安建设好，让群众逐步富裕起来。2月14日，他离开四川返京，这次相聚也成了与故乡亲人的最后一次见面。 更能体现邓小平春节安排特点的，是1988年至1994年连续七年到上海过年。1988年，上海正遭遇甲肝流行，不少人担心前往。工作人员请示是否推迟行程，他回答：“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。”在联欢活动结束后，他走上舞台，同演员握手慰问，打消了人们的顾虑。 他反复关注的，不只是节日气氛，而是上海在全国改革布局中的位置。1990年春节，他听取浦东开发准备情况时，鼓励上海方面大胆向中央报告。有人担心材料不成熟，他说：“不用怕，报嘛。”同年4月，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，这个春节期间的谈话，成为重要铺垫。 1991年春节，他登上新锦江大酒店高层眺望上海，强调浦东开发不能动摇，要一直干到建成。1992年南方谈话期间，他又来到上海，视察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，关注人才、技术、管理以及干部接班问题。那一年，他已经88岁，仍把节日行程放在改革发展的关键处。 1994年春节，邓小平最后一次参加上海各界春节团拜会。此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，行走困难，但他仍然出席活动，并在返京途中把上海主要负责人请上火车，专门谈上海的发展机遇。春节对他来说，从来不只是团聚和休息，也是一张观察地方、联系群众、推动决策的特殊日程表。 特别